章士钊一生有三位夫人,第一位夫人吴弱男,一位有着进步思想的女强人,她与章士钊育有三子,章可、章用、章因,后因章士钊纳妾,吴弱男负气离家,携子去了欧洲;第二位夫人奚翠贞,是上海滩一位歌女,漂亮迷人,因未曾生育,抱养一女,名叫章含之;第三位夫人殷德珍,是一位戏剧演员,收养一个女儿章眉。
章士钊一生漂泊,与家人聚少离多,几个孩子与他都不是特别亲近。少年时的章含之,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种如山的父爱。父亲,对于她而言,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谓,或是墙上那张没有温度的照片。以致于很多年,她与父亲都在误解和隔阂中相处。
图 | 章士钊
1946年,章士钊结束了在重庆八年的参议员生活,回上海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,和奚夫人住在一起,章含之这才真正感受到父亲的存在。但即使他们住在一起,也还是聚少离多。因为抗战刚刚结束,案件颇多,所以,章士钊每日从早忙到晚,几乎很少回家。
那时的章含之觉得父亲高大又冷漠,让人望而生畏。加上父亲平时很少在家,母亲又忙于应酬、打麻将等,小小年纪的她只好将自己的精神生活寄托在看小说和话剧上。
她在文字中感受着世界的精彩,在剧情里领悟人生的悲喜。
一天,章士钊难得有了片刻清闲,突然很想了解一下孩子们的想法,于是他问章含之:“含之,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?”
章含之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我要当话剧演员。”
这个回答让章士钊十分生气,教训她说:“你要好好读书,将来上大学,读好书我送你出去留学,章家门里不出戏子!你要做戏子就不要进章家门!”
那个时代,艺人是一个末流行业。即使在穷人家,不到万不得已,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踏入这个行业。更何况,像章士钊这样饱读诗书,又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人,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踏入艺人行列。
但那时的章含之只有十一二岁,无法理解父亲的愤怒,只是觉得父亲太过不通情理,所以内心充满了忧伤和对父亲的怨恨。也因此,本就淡漠的父女情,从此更加冷淡了。
章含之尽量避开与父亲见面,同在一个屋檐下,父女两人竟然形同陌路。
图 | 章含之
1949年,新中国成立,章士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、爱国的民主人士,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,并被聘为中共文史博物馆副馆长。故而,他将家由上海迁到北京。
当时,他的长子章可,已经从欧洲学成归国,在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当院长。因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,学的又是艺术,所以对北京的文化历史比较熟悉。因此,他常常带着章含之这个小妹妹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、名胜古迹。
章可的关爱,让孤独多年的章含之,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。
迁居到北京后,章士钊的生活没有那么忙碌了。除去每周的几次例会,平时就是会会朋友、听听京剧,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家,和家人沟通交流。他也开始关注女儿,希望能改善一下原来那种疏离淡漠的父女关系。
但是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多年来对父亲的抵触和抗拒,让章含之不想走近父亲,依然固执地避开与父亲碰面。
章士钊看到女儿眼中的冷漠,就想用自己最擅长的古文、诗词来打开女儿的心结,于是他提议每天教授她一篇古文或一首诗词。但是,章含之对古典文学没有兴趣,没学几天就不愿继续了。
章士钊虽然觉得很遗憾,但也没有强求,就让章含之改学俄文。每日让她和大哥章可一起去一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学习,并且他也一同学习。七十多岁的老人了,每天晚饭后就跟着“广播俄语”,从头开始学起,一个字一句话地去学。等儿子、女儿回来后,和他们一起探讨。
但是章含之依然不感兴趣,去了几次又不去了,抱怨老师讲得太难,听不懂。这让章士钊很生气,说:“你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不好学,什么都不愿意学,整天看小说?”
章含之顶撞父亲说:“我不喜欢北京,只要在北京,我什么也不想学。”
章士钊虽然满腹才华,却无法理解女儿的心思。女儿的抵触和厌学,让他感到头疼,慢慢地,他对章含之深深地失望了。
图 | 年轻时的章含之
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,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关注,要比世界上任何财富都能让她感到幸福。而童年时亲情的缺失,注定要用整个青春,甚至一生来弥补。
的确,章士钊在女儿最需要关爱的时候,忙于事业,忽视了她。于是在青春期来临时,章含之就变得相当叛逆。她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冷淡,甚至后来还发生了检举哥哥的事件,这也让章含之后悔了一生。
章含之上初中时,语文课本上学到两篇鲁迅的文章,《费厄泼赖应该缓行》和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鲁迅在文中怒斥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参与制造“三一八”惨案,并提出必须猛打“落水狗”。
当时的章含之并不了解那段历史,也不知道父亲在这段历史中所受到的误解,只是单纯地认为父亲是代表反动阶级的。因此,她更加憎恨他。直到多年以后,她知道了事实真相,才放下怨恨,开始理解父亲,并积极寻找和父亲亲近的机会。
1950年,对章含之来说,是终身难忘的一年。在这一年里,她和大哥、和父亲发生了一生中最大的冲突。
那一年章含之上初中,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,学校里为了加强学生思想教育,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帮扶教育。因为章含之来自上海,一直留恋大上海的繁华,于是老师就对她进行重点教育。
不知道是不是老师的方法欠妥,还是年轻人的思想太过单纯。总之,结局就是矫枉过正,章含之的思想是进步了,但却又过于激进了。
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,要参军去朝鲜战场。但是当学校把她的名字报上去时,市委批示说,她是奚夫人的独生女,父亲又是有影响的民主人士,高级统战对象,不宜去战场。担心她万一牺牲,影响统战对象与党的关系。
章含之听到这个消息,情绪十分激动,认为是这个家阻碍了她革命的步伐,她要脱离这个家。于是她在家里宣布:“我要革命!我要从这个家里搬出去。”
随后,她不顾哭着求她的母亲,也不理会深深叹息的父亲,毅然搬上行李,头也不回地住到了学校里,周末也不回家。
不久,学校党组织号召团员、进步青年揭发自己周围及家人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和事。正好当时她有一个年龄相当,思想也同样激进的朋友,曾是大哥章可的学生。他找到章含之,希望她能揭发时任美院院长的章可。
章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,随母亲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。那时章可二十多岁,正是热血沸腾的时候,他在欧洲看到了纳粹党的兴起,感受到日耳曼民族那种狂热的情绪,不免谈话中会经常谈到希特勒、纳粹党。
章含之将大哥私下里说的话,不加整理,一股脑地告诉了她的朋友。被“革命”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章含之自认为,自己的行为就是革命,要革命就要大义灭亲。
此时的她早已忘记,初到北京时,是哥哥带着她逛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,也是哥哥带给了她从未有过的家庭温馨。
或许,她的内心里也曾有过犹豫。可是,年轻人的激情、革命的热情,让她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哥哥章可因此被隔离审查,要求他交出纳粹党证,他哪里有这个证件?虽然最终章可被放回了家,但也因此丢了校长的职务。
章可很生气,回家向父亲告状,说这件事全是因为妹妹“揭发”引起的。面对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章含之,章士钊也很无奈,只能告诫自己儿子,以后在家里讲话一定要注意,不要乱讲政治,尤其是章含之在家的时候。
晚上,章士钊又语重心长地和章含之说:“你跟共产党走,我不反对,我和共产党、毛泽东的关系几十年了,我没有把你送到台湾、香港去,就是要你跟着共产党走!不过你无论对自己家人或外人都不可随意乱讲,危害于人。你说自古就有‘大义灭亲’,但你看看章可是坏人吗?他性格孤僻,埋头他的艺术,至今无所成就,是我一个心病,但他怎么可能是纳粹党员呢?你知不知道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是根本不吸收外国人加入的 ?”
他叹了一口气,接着又说:“你要走自己的路也罢,但你年纪还小,许多事还并不懂得。我只希望你一生要与人为善、切莫加害他人。这是我一生信守的为人之道啊!”
从此以后,在家里,只要章含之在家,章可几乎不讲话,更不会和她讲话。即使在一个桌上吃饭,章可也只是低头默默吃饭,一言不发。
这种关系一直僵持了十几年才有所缓和。
随着年岁见长,章含之也逐渐成熟起来。后来她又做了毛主席的英文教师,毛主席也曾批评她说:“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,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,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!你要正确认识行老(章士钊,字行严,故称行老),他的一生很不简单。”
此后,章含之慢慢认识到自己对父亲的误解和偏见,开始主动和他亲近。尤其是章士钊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,她是陪伴他最多的一个孩子,还经常充当章士钊和毛主席、周总理之间的通信员。
此时的章士钊已到了垂暮之年,女儿就成了他最大的慰藉和支撑。
可是子欲养而亲不待,章含之开始走近父亲章士钊,可父亲却开始走向了人生的终点。1973年7月,章士钊在赴港进行会商台湾统一事业的时候,突发疾病去世。
所有的事情都在此刻画上了句号。
图 | 章士钊夫妇与洪君彦、章含之、章可、袁绍良,小女孩为洪晃
值得庆幸的是,章士钊去世前,章含之与大哥章可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慢慢恢复了。章可对她不再那么冷淡。在章士钊去香港前,章含之曾向周总理要求让大哥陪父亲去香港,章可知道后很高兴。
父亲在香港去世后,章可说想从家中搬出去独住。章含之就马不停蹄地四处为他找房子,她知道大哥一生醉心于艺术, 现在年近六十依然籍籍无名,且单身一人,落寞凄凉,所以,她想尽自己最大努力让大哥晚年过得舒适一点。于是她找了一个四居室的、阳光充足的房子。
后来,大哥和一位姓徐的女士结婚,终于有了一个家,她才略微安心了一些。
因为章可眼睛不好,章含之又凭借自己的关系,安排他在同仁医院眼科做了手术,使他的视力有了好转。
在那个副食品缺乏的年代,章含之还用自己手中的副食票,每月从特供副食站购买一些粮油、副食等给大哥一家送去。
她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为自己年轻时的冲动做补救。
章含之与父亲、哥哥之间,曾有种种误会和隔阂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那些不愉快都随之消散。
青春年少时的冲动,她用了几十年来弥补,幸运的是,一切都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