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,81岁高龄的毛主席,在接待英国首相希思时,曾指着身边陪同的邓小平等人,满怀遗憾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:“中国统一这件事,我恐怕看不到了,是他们的事了。”
难过的是,18年后在上海,又发生了一幕相似的场景。
彼时,84岁高龄的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工作,有年轻人怀着激动的心情,向邓爷爷表示自己的敬重之情:“您在我们年轻人心中是最德高望重的。”
听了这话,邓公微微露出一些笑容。
“这不好说吧。有一点贡献,做了一点事。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,来不及做,也做不完。”
回想起三年前邓公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过的一番话:“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,看来恐怕做不成了,……”
不言而喻,邓小平的心里,还有未竟之业。
面对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,邓小平也只能如当年的毛主席一般,将希望寄托在了下一辈身上。
如18年前毛主席指着他说出的那一番话一样。此情此景中的邓小平,亦满怀希望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在场的年轻人们:“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了!”
一、“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”
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,邓小平同志的一生为我们伟大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。
对内来说,包括改革开放、基本路线、四个现代化等等,对外则包括调整与美国、日本的关系,改善与修复与苏联的关系,还有提出“一国两制”,确定香港、澳门回归…
虽然到了他自己嘴里,这所有一切,都变成了一句简单的“做了一点事”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已至耄耋之年的邓小平,又一次在历史的巨大变革中,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件重大事件。
1989年5月15日,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,正式对我国展开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。这也是时隔30年后,两国最高级别领导人又一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会面。
我们都知道,在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中,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一度相当“亲热”,当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,对两国来说这都是非常之必要的。
可惜这种“亲热”的状态,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。自1958年长波电台事件之后,中苏关系一度降到了最冰点。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,随着科技进步和世界局势的变迁,为了两国的长远发展考虑,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亟需一个重大变化。
然而两国之间长久以来的矛盾和问题,尤其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几个重大问题,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无法取得有效进展。
直到1979年《中苏友好互助条约》期满,中国宣布不再延期,同时又声明希望与苏联“保持与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”,并建议两国可以派特使就改善彼此关系一事举行谈判。中苏两国关系才有了缓和的迹象。
这其中的过程并不顺利,经历了“勃氏绝唱”、“葬礼外交”、“边界谈判”等一系列曲折的事件之后,两国才终于在1989年5月,迎来了期盼已久的“邓戈会见”。
按照约定的时间,邓小平于9月16日上午10点,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戈尔巴乔夫展开正式会面。
正式交谈一开始,邓小平直接表明了希望中苏关系就此得到改善的愿景,并指出这次会谈的八字主题: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!
面对邓小平这位前辈,“年轻”的戈尔巴乔夫刚落座时明显感觉到有些紧张。
落座后的他,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时,还不小心把一支笔掉在了地上,制造了一点小小的“杂音”。
对于这个“小闪失”,戈尔巴乔夫明显显得有点小尴尬。
定了定神后,才终于庄重地发表了自己在这场谈话中的第一句话:“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说的,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。”
整场会谈中,戈尔巴乔夫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邓公讲话,边听还边在本子上记。
原定两人会谈时间是2个小时,却不够邓公“发挥”。
直到12点30分,已超过约定时间半个小时,邓公才在工作人员两次提醒后,意犹未尽地结束了交谈。
事后,两国发表联合公报,正式对外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。以这场外交谈判的结果来看,这无疑是邓小平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又一次“胜利”。
会谈结束后,邓小平设宴招待戈尔巴乔夫。在席间,邓小平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。
戈尔巴乔夫再次当面向邓小平发出邀请:“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们的一项委托,邀请你去苏联访问。”
邓小平以自己年龄原因,婉拒了对方的邀请。
但他随后说出的一番话,却又表露出这位伟人,心里最大的不甘和遗憾。
“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,看来恐怕做不成了,就是台湾问题。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,与美国的关系,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。确定了归回香港,还未到期,但也确定了。这是对外关系问题…”
有句话或许说得很对,人的一生总是会留下些许的遗憾。所以就连像毛主席和邓小平这样的伟人,面对祖国统一的未竟大业时,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。
二、统一契机,不了了之
台湾问题的由来,每一位华夏儿女都很清楚。
解放战争后,国民党退居台湾。加上美国长期以来的百般阻挠,造成了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的局面。
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,盼望台湾回归就成为了每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愿望。
实际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,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,就提出了许多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。
其中包括有“一纲四母”、“第三次国共合作”等一系列可能的方案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周恩来总理在进行外事活动时,有他国领导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:假如台湾和平解放,中共中央会如何对待蒋介石?
对此,毛主席经过认真思考后,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:“一切可以照旧”。
1956年,周恩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,有这样一番讲话:
“如果台湾归还祖国,那么蒋介石就有贡献了,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。曾经有记者问我们,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,我说,部长的职位太低了。”
令人欣慰的是,我们抛出的橄榄枝,也并非没有回音。蒋介石秘密派遣《南洋商报》驻港记者曹聚仁,来到了北京。
周总理也在颐和园亲自接见了曹聚仁,并向其再次表明了大陆意愿“第三次国共合作”的构想,并且向其承诺,如果因抵制美国造成物资问题,中央政府会对台供应物资。
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后,大陆与台湾方面的洽谈似乎变得顺畅了起来。曹聚仁作为蒋介石的“使者”,开始“频繁”往来双方之间。
为了取得合作的有效进展,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了“一纲四目”的具体举措,并请人传递到了台湾。
作为回应,蒋介石在充分感受到中共的诚意后,亦拟出了“六项协议”。两党第三次合作的达成,似乎已经指日可待。
1975年春节期间,蒋介石经由秘密通道,向大陆发出了信函:邀毛主席访台。
对此毛主席高度重视,可耄耋之年的他,身体状况显然已经无法支撑他完成这项历史任务。认真思考过后,毛主席请来了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,对他说:“你可代我此行。”
可惜就在中央政府紧锣密鼓为邓小平访台做准备时,台湾那边传来了一个消息:蒋介石去世了!
最终,邓小平的台湾之旅未能成行,祖国统一的一个可能契机,也因此不了了之。
三、伟大构想:一国两制
第三次国和合作的构想失败之后,大陆和台湾关系再一次陷入僵局。
直到中美关系解冻,以及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,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,台湾问题再一次取得了进展。
1978年1月,美国国会议员团来访中国,提及台湾问题时,邓小平说:
“解决台湾问题,我们力争和平方式。但如果实在不行,还得用军事手段…要说灵活性,就是我们可以等。”
从这次之后,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和方案,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。
在1979年元旦,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,标志着大陆在对台湾回归问题的思想和举措上,彻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
从历史因素上看,台湾回归问题完全是我国的内政问题。可从现实情况出发,我们也都知道,台湾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,实际上还是在美国。
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一月后,邓小平也正式开启了他的访美之旅。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,我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美国。
在美期间,邓小平一再重申中央政府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心愿和期望。并郑重承诺:“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,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。”
我们申明自己的态度,但国家统一的底线却不容有失。中美联合建交声明发表的同时,美国政府也同时宣布与台湾断交、废约、撤军。
1979年底,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。更进一步以“三个不变”,总结了中央政府在对台问题上的态度。
“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,生活方式不变,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,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、民间交往照旧。”
同时邓公强调,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,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、军事力量。
这一期间邓小平的几次谈话内容,也奠定了之后“一国两制”制度的基本框架。
80年代后,台湾问题的解决进入了更加紧迫和重要的时期。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孜孜不倦地为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努力着。
1982年初,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,谈话中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关于“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”的概念。
邓小平表示,“一国两制”就是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,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,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。
随着“一国两制”设想的逐渐完善,邓小平对于祖国的统一也越来越充满希望。
他还说,祖国必须要统一,不统一就没有出路。
1984年10月,某周刊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《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——邓小平同志谈“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”》,对邓公这一伟大设想首次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报道,这也标志着我国“一国两制”构想的基本确立。
同年,在“一国两制”思想的指导下,香港回归问题得以顺利解决。
中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后,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。他自信地表示:香港问题的解决,为台湾回归提供了很好的范例。
对于祖国一统,垂垂老矣的邓公,始终满怀期待。
可惜时不待人,1997年2月19日,邓公怀揣着对“最后一件未完成的事”的遗憾,永远地离开了。
结语
伟人已逝,梦想不灭!
时至今日,邓公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5个年头。但他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伟大设想,依旧照耀着我们在祖国统一的道路上,奋勇向前!
继承伟人遗志,一代代中国人始终在努力。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,中国必会统一,伟人的遗憾也终将弥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