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许年轻人都想做点大事,想要一气呵成,但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。在村里,想做成一个项目,需要先有计划,然后慢慢地去等、去观察政策、去招商引资,去争取机会,才能把经费找来。这个道理我是慢慢才明白的。
2023年1月,张桂芳出席鹤壁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。受访者供图
文丨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
编辑丨陈晓舒
校对丨刘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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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,接到河南老家打来的那通电话时,23岁的张桂芳刚从天津农学院毕业一年,和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民宿。
那时正赶上村里换届选举,一位老党员拉出一张名单,都是党组织关系挂靠在村里的年轻人,老人按照姓名笔画顺序挨个打电话。村里姓张的人多,张桂芳的名字排在前五。在电话里,对方极力邀请她到村里任职,为乡村发展做贡献。张桂芳说,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句话让自己动了心,但自己想去试一试,看看能否为家乡的发展做点什么。
张桂芳回到村子,在当年的换届选举中,她以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(简称村支书)。她决心做好这份新工作,把天津的民宿交接给了朋友。回到村里的这三年,她是这里最年轻的干部,也是老龄化、空心化村子里的一股年轻力量。
“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选我,是因为在这个暮气沉沉的村子里,大家想看一看年轻的面孔,(让我)陪陪他们”。三月中旬,张桂芳发布了一条讲述村支书生活的视频。没两天,她收到上千条留言和私信。
年轻人当村干部的故事开始走红,而张桂芳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村子带来流量,带来资源,让她“带领村民致富”。
以下是新京报和张桂芳的对话:
“事儿大事儿小,跟前化了”
新京报:回家以后,村里给你怎样的印象?
张桂芳:我家的村子是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,离鹤壁市区二三十公里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个“非常普通”的村庄,不富裕,也没什么特色。
整个村子老龄化程度挺高。村内常住人口400人左右,80%是60岁以上的老人,余下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年人。
老人也不闲着,总能看见六七十岁的人还下地种田,种玉米和小麦。但是村民的收入不高,人均年收入在一万元左右。我在路上碰见村民,他们有时跟我聊天。我常常听到他们问我:“啥时候能把咱这地利用起来?啥时候能让咱老百姓多挣点钱?”
可能因为我是大学生,村里人跟我讲话会客气一点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,在我工作的村委会对面,住着个老大爷,快90岁了。有一次我遇见他,正好口袋里有两个橘子,我就转手送给他了。老大爷马上回家给我拿了包饼干。还有一次,我送给他两块糖,从那以后,我再碰见他,他总能从兜里掏出几块白色的冰糖给我吃。这确实是乡村独有的温暖,在城里打工,哪个邻居会每天这样问候你?
张桂芳探访村里老人。受访者供图
新京报:村支书是一份怎样的工作?
张桂芳:村里的年轻人很多都在区里、市里工作,他们回来是为了看望老人。只有我从早到晚都在村里转悠。
村支书的日常工作比较琐碎,包括矛盾纠纷调解、环境卫生整治、日常治安巡逻等,比较常见的例子是两户村民因为土地的边界问题产生矛盾,双方都觉得对方多种了一米半米的地。这就需要我们去重新丈量土地,把地重新分一下。我们还要贯彻落实上面的规定,比如春节的时候要到每一个村民家里去排查,看他们买没买烟花爆竹,提醒他们不要燃放。
更大头的工作是想办法在村里发展产业,目前我们把精力主要放在引进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方面。具体的做法是,我跟同事写项目方案,递给上级领导,主动去争取资金。虽然我在经营民宿的时候也做管理,但村里的项目跟小公司不是一个玩法。
我们的项目有时会被拒绝,理由是“项目资金投入量太大”“回报率太低”,或者“群众受益面不够大”。这时我得重新修改,我最多改过五次项目方案。
2021年12月,鹤壁市三家村村支书张桂芳。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
新京报:你适应这份工作吗?干得开心吗?
张桂芳:做村支书的头三个月,我还是有不少负面情绪的。最主要是因为我没在村里工作过,既不了解这里的工作环境,也不清楚自己可以做什么,自己会做什么。
比如,在整治环境方面,我们提出挖河道,加深加宽,让村里的小河更宽敞、更干净。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资金。一开始,我们的项目没有批下来,后来在2021年河南暴雨之后,我们借着“灾后重建”政策导向的东风,申请了相关资金,把河道整治了。但是只干了一部分,因为资金不太够。到2022年,我们争取到另一笔资金,就又投到河道这个项目上,又干了一部分。
或许年轻人都想做点大事,想要一气呵成,但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。在村里,想做成一个项目,需要先有计划,然后慢慢地去等、去观察政策、去招商引资,去争取机会,才能把经费找来。这个道理我是慢慢才明白的。
头三个月的时候,我总觉得自己干不成大事,有点急躁,也很有挫败感。那时候,我也不太主动跟同事、跟领导去交流,也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社交能力不够。我还怀疑过是不是自己不适合这个岗位。
但是也不能突然撂挑子不干。那时候还是感受到村里人,包括我父母对我寄予的厚望。我爸那时候总从网上给我买衣服。在村委会,我还“管着”四个同事,他们年龄都比我大,两位有三十多岁,两位有五十多岁。他们经常劝我说“事儿大事儿小,跟前化了”,意思是咱们处理不了大的事情,但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处理小事情。
2021年的最后一晚,张桂芳和同事在村里组织了一场公共放映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“带领村民致富,还是要靠土地本身”
新京报:你在村子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?
张桂芳:我在村里独立做的第一个大项目是“彩虹村”。2020年,刚到村里任职的时候,我经常刷小红书,看网友发帖讲网红村子都什么样。我印象里不少南方的村庄是很美的,村里被刷上绚丽的色彩。后来我请了一个画师,想把我们村子也粉刷一下,在墙体上画画。画师告诉我在河南有个村子叫“小屯村”,在辉县市是个网红村。有一个90后的男孩在村里的外围墙体上手绘涂鸦,还被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点赞。
2021年11月,经历暴雨之后,村里粉刷出的主干道墙壁褪去颜色。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摄
我自己去看了一次,又带着村民去实地参观了一下,村民觉得人家这主意不错,在村里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,没人反对我。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,请画师帮我们把村里主干道上的墙体都刷上艳丽的色彩,就像彩虹一样。刷完以后,我畅想着,肯定能吸引很多人到村里打卡,人一多就能摆个小摊子卖东西,做市集。关注“彩虹村”的人多了,资源也就来了。
但是除了隔壁村的人来逛一逛,其实没什么人来。我还给很多媒体官方账号发了微博私信,也没有音讯。最后,我请领导帮忙介绍媒体资源,终于有位河南本地的媒体记者发了第一篇报道,“彩虹村”才开始被人知道。
2021年12月,村子里五颜六色的台阶,墙壁上雨水冲刷的痕迹十分明显。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摄
新京报:你在什么时候探索出更好的方向?
张桂芳:“彩虹村”没能一炮而红,也让我思考了不少。我在想,在农村也许还是要靠农业给村民带来增收。
过去两年,我们尝试引进一些比较赚钱的作物,比如松果菊,已经有村子靠种松果菊盈利。但由于我们村缺少专业技术人才,管理不当,还是没挣到钱。去年夏天,我们引进了一个南瓜种植项目,承包商到村里租地,教给村民技术,聘用村民去种地。我全程跟进这个项目,负责处理村民跟承包商之间的小纠纷、小矛盾,对接这个项目落地。
在这个项目里,男性村民一天可以挣60元,女性可以挣50元,大家干一年可以多挣近万元。此外,把地出租的村民还可以领取土地流转费,一年约有几千元。这是我第一次帮助村民增加收入,也是我们三家村第一份产业。这让我意识到,带领村民致富,还是要靠土地本身。
2022年,三家村开始了松果菊种植项目。受访者供图
“自己在这里还是有价值的”
新京报:对于村子的未来,你有哪些憧憬?
张桂芳:我经常参加镇里、区里和市里政府组织的学习活动,基本上每三个月去观摩一次别人家的村子。在河南濮阳市有个村级市叫“西辛庄”,他们村有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还有自己的医院,基础设施是完备的。我记得村里统一供应燃气,村民享有一定额度的免费供应。
我很羡慕这样的村子,我希望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,村民生活的幸福感也越来越高,这也是村里未来发展的方向。
西辛庄村内有多家村办企业,这也很启发我。未来也想找到农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,把他们请到村里来,种一种南瓜、红小麦、黑小麦等各种作物。最近我在抖音上火了以后,也有很多人找我谈合作,我说第一个要求就是“把我们的土地盘活”。
新京报:这份工作的价值感怎么样?
张桂芳:可能是受父母影响,我从小就知道“人要有自知之明”。当上村支书以后,我也没有自我感动的时候,更多时候还是在寻找价值感。
我做了很多小事。“彩虹村”被媒体报道以后,做公益的人找到我,他们在2021年河南暴雨后,给村里捐了不少物资。我还对接了一个养老项目,是交给区里的社工站去做的,社工会不定期到村里组织老人参加剪纸活动,或者给村民唱个戏,村里还放了两台公共洗衣机,也是这个养老项目投放的。
这两年多,我和同事修建了一些田间道路、太阳能路灯、自来水管网,布置了小图书馆、小电影院。这个月,有个同事说他结婚40周年,我就想到给村民免费拍摄婚纱照。同事害羞不肯出镜,最后给另外几对老村民拍了。
村里来记者的时候,有的村民会夸我这年轻人干得挺好,我挺感动。但是说实话,还是没有哪件事让我觉得特别有价值。
更真实的情况是,有时候我躺在床上,回想一下,数着自己给村里干过几件事,才突然发现,自己在这里还是有价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