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期顾祠会祭中的宋学家
道咸之际，顾祠会祭的参与者中出现了邵懿辰（字位西，1810— 1861）、孙鼎臣（字芝房，1819—1859）、刘传莹（字茮云，1818—1848）的名字：邵懿辰曾两次参与顾祠会祭（道光二十七年、三十年生日祭），还有一次期而未至（道光三十年秋祭）；孙鼎臣参与了道光二十六年春祭，二十七年生日祭、秋祭，二十八年生日祭、秋祭，三十年生日祭（期而未至）、秋祭，咸丰元年春祭，二年春祭，七年秋祭，共计十次；刘传莹参与了道光二十五年生日祭，二十六年春祭，二十七年生日祭、秋祭，共四次。
这几位都属于宋学中人，而且都对考证学持鲜明的批评态度，他们参与到考证学宗师顾炎武祠堂的祭祀中来，别具意味。
邵懿辰是晚清宋学复兴中的重要人物，他的《礼经通论》对考据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而最终殉难于太平天国攻陷杭州时的结局，也被时人认为是深具理学修养的表现。在写于道光十五年的《仪宋堂记》中，邵懿辰表达了他对于汉宋学的看法，他认为汉儒之于经典，是“为之训诂以通其意”，汉儒而后，“历千余年而宋诸儒出，因是得以推见圣人之底蕴，是汉之训诂，宋人非不见也，而所为推见圣人之底蕴者，汉儒不得而见，乃宋儒之所独得也”。
宋儒后出转精，兼得汉儒之美，以清朝之世而追慕汉学，“此岂异夫立熟食火化之世，而追茹毛饮血之俗？”推尊汉儒的人，往往会指称汉代“去古未远”，较能得古人真意，邵懿辰的论证与此恰相反对，他认为“事之后起者，其美出乎前而兼乎前之美”，这种类似于社会进化论的说法虽然容易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共鸣，却很难令同时代的考据学者信服。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左右，邵懿辰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考证学进行了直接的攻击：
方乾隆中，士大夫鹜为考证训诂之学，内不本身心，外不可推行于时，虚声慕古，古籍愈出而经愈裂，文华日盛而质行衰。禁宋以后书不给视，肆人鬻宋五子书，无过问者。应举为《四书》义，敢倍异朱子之说，答策必诋宋儒。士著书满家，校其归，与庸俗人不异……慨自我朝康熙、雍正间，正学之传未尝绝也，至是而斩焉弗属，以至于今。以天下之大，不谓无人，其聪明秀杰者则皆靡焉同流，以从世好矣。
“正学”直到雍正年间还没有断绝，其横遭摧毁当然就是乾嘉考证学所带来的后果。邵懿辰认为，专心训诂考证会让士人“与庸俗人不异”，他的着眼点已经从单纯的汉宋优劣论，转移到对士风和士大夫社会角色的反思上来。
邵懿辰是梅曾亮的门人，他来到顾祠很可能与梅曾亮有关。梅曾亮从学于姚鼐（1731—1815），是当时名重京师的桐城派古文家。他上承姚鼐的看法，在汉宋学的问题上虽然本于宋儒，但也强调不废汉学：“昔侍坐于姚姬传先生，言及于颜息斋、李刚主之非薄宋儒，先生曰：‘息斋犹能溪刻自处者也。若近世之士，乃以所得之训诂文字讪笑宋儒，夫程朱之称为儒者，岂以训诂文字哉？今无其躬行之难，而执其末以讥之，视息斋又何如也？’因岀《九经说》相授，曰：‘吾固不敢背宋儒，亦未尝薄汉儒，吾之经说如是而已’”。
根据《题名卷子》，梅曾亮参与过顾祠道光二十六年春祭和二十七年生日祭，不过在梅氏自己的诗文集中，收有一首参与道光二十七年秋祭并公饯朱琦的诗：
谠言古所难，得丧贵无与。风清皋鹤鸣，霜重宾鸿去。秋辰饯归客，遗老旧游处。传经亦复佳，岂在重抗疏。所怀古欢别，高论莫余助。黄花正开林，徏倚澹吾虑。
朱琦因为身居谏官而不得意，挂冠求去。“传经亦复佳，岂在重抗疏”是安慰朋友的话，不过也表明梅曾亮对以“传经”自命的考据学并无恶感。事实上，“不废汉学”几可说是清代宋学家们的基本共识，即使是对考据风气极为不满的人，也少有否定文字训诂价值的，孙鼎臣就是一个例子。
在咸丰年间的思想界，孙鼎臣算得上是对考据学抨击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，可是他对于乾嘉学术的批评，却是上承顾炎武的风俗论而来。他说，“人心者，风俗之本也；风俗者，治乱之原也”，南北朝及五代之乱，“皆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恻隐、是非、羞恶、辞让之心消亡至于尽……士大夫不知名义可畏，而包羞、而忍辱”，此种情形与禽兽无异。造成如此现状的过程，“其始也，人心之失流为风俗，及其已成，胥天下之民溺乎其中，忘其本心，习而安之不为怪，而风俗之害又中于人心，故泯泯棼棼，其乱常数十百年”，而风俗之改良“非兵革代兴，刬除而荡涤之，使天下之民愁苦怨思，穷而无所复入，势不能返”不能完成。
孙鼎臣认为，宋学的意义就在于淳化风俗，维系世道人心，从而支撑社会秩序而不坠。自宋以降数百年，虽然代有治乱，但“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、信义礼智仁之教，天下皆知之，凛凛不敢倍”，天下虽乱而旋定，都是出于宋学所赐。可是到了乾嘉时代，情况起了变化：
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，读书实事求是，务明考证，以汉经师为法，与宋儒未尝相戾，其学未为失也……其后日久，承学者始用私意分别门户，造立名字，挟汉学以攻宋儒，而又有一二巨公，凭借权势，阴鼓天下而从之，士大夫于是靡然向风，争趋汉学。其言皆六艺之言也，其学则孔孟之学也，所托者尊，所当者破，倡狂妄行，莫之敢非，天下学术由是大变。
孙鼎臣并没有从考据学的琐碎断裂立论，他根本不反对考据学本身，所不能容忍的是考据学对理学的批评和冲击。他说“国初诸儒……与宋儒未尝相戾，其学未为失也”，问题出在其继承者的门户之见上，如毛奇龄等人指摘程朱，才是风俗之害。他明言，“今之言汉学者，战国之杨墨也，晋宋之老庄也”，杨墨、老庄并不自知将会贻祸天下，但战国、晋宋之祸，它们不能不负有责任，同样，汉学也应当为太平天国的战乱负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