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启超最著名的就是他的笔,要是放到今天,他肯定是网络大V,他写出来的文章,肯定篇篇10万+,朋友圈刷屏。当年他参与创办的《时务报》,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之大。
要说起来,新闻并不是中国的传统。虽然汉代就有了《邸报》,但近代报纸出现的时候,已经是19世纪初了。最早的近代报纸,是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。为了向普通人传教,这些传教士通过办报纸来宣传他们的思想观念,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随着香港被租借,以及上海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汉口等城市变成通商口岸,很多城市都有了报刊。
就算是新闻业开始在中国兴起了,不管是在官方,还是在民间,都不待见这个行业。就连新闻从业者,也对自己的行业没信心。很多做新闻的人,都是一些没办法获得功名的文人,只能选择这个边缘的冷门职业。报刊的编辑、主笔们大多数也都很懒,比较放纵自我,更不用说改进报刊内容了。所以,如果梁启超在这种情况下投身新闻业,开始在报刊上写文章,最多也就是写写琐碎的社会新闻、艳情诗之类的,想要通过媒体获得影响力,根本不可能。
报刊的命运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转机。1881年12月,天津和上海之间开通了有线电报,这下,人们传播消息更方便,也更快了,对办报纸来说,这肯定也是一个利好。1883年到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,这场战争激发了老百姓对新闻的欲望,就算报纸上写的军事消息漏洞百出,大家也愿意读。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,走进当时的茶楼或者酒馆,经常能看到有人在聊报刊上的新闻,新闻就这样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。
也就是说,时局的变化,让人们开始想要获得各种各样的消息,同时也形成了舆论的力量。当时的清朝官员郭嵩焘看到这种情况就不乐意了,说你一份小小的报纸,怎么有胆子议论朝廷的事呢?
到了1894年,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激发了新闻业的发展。从1895年开始,全国诞生了300多份报刊杂志。而且,这些报刊杂志大多数都创办于上海。如果你当时到了上海,就会看到,北起大马路、南到四马路这短短的两百多米的望平街,大大小小的报馆都集中在这里,就好像伦敦的报业中心舰队街一样。这些报馆旁边分布着书局和印刷厂。当北京还在用木活字雕版印刷时,上海已经用上更先进的凸版印刷了。
当时有一个叫夏瑞芳的人,在印刷厂工作。他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商机,于是找亲戚朋友凑了一笔钱,自己也开了一家。由于没有想到更有创意的名字,他最后给印刷厂取名叫“商务印书馆”。
还有一个叫李伯元的人发现,印刷行业既能赚钱,又能让他写东西,于是他也在四马路上办了个《游戏报》,专门报道十里洋场的娱乐生活,尤其以青楼名妓的行踪为主,相当于当时的狗仔队。另一个叫吴趼人的人,也加入了这种小报行列。他俩后来都成了重要的小说家,李伯元写出了《官场现形记》,吴趼人写了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,这两本书都是“谴责小说”的代表作。
让梁启超声名鹊起的《时务报》,也诞生于上海,时间是1896年。虽然名字叫《时务报》,但这是一本杂志。它是出版家汪康年、外交家黄遵宪、梁启超等五个人一起在上海创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