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雄母亲邓玉芬:7个儿子牺牲6个,一辈子没原谅活着回来的老三!
播报文章

来自安徽

    #历史开讲#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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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前言

    1949年的一天,北京市密云县张家坟村一位村民告诉邓玉芬,有一名年轻的男子正在打听她的消息。

    邓玉芬听闻立刻去往了村头,看到了那名男子。

    两人刚一见面,邓玉芬就紧紧地抱住了他,喜极而泣地说道:

    “永兴,你参军回来了。好,好孩子。”

    原来,这名男子正是邓玉芬的三儿子任永兴。

    两人回到家中,邓玉芬就迫不及待地问起三子:

    “永兴,你1940年加入游击队都去了哪里?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寻不到你的消息。”

    母子重逢,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,但邓玉芬在听完任永兴这些年的经历后,不禁勃然大怒:

    “你这么做对得起你那死去的父亲和6名兄弟吗?你可知他们都是英雄!”

    说完,便将永兴赶出了家门。

    那么,任永兴为何会惹得母亲如此暴怒?邓玉芬的丈夫与另外6位儿子又是因何牺牲的呢?

    这一切还要从长城抗战说起。

    1.长城抗战

    1932年,自从日寇在东三省站稳脚跟,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以来,便又在加紧筹划对中国关内各地的侵略行动。

    同年2月,日本关东军东北行政委员会便宣称:“热河省与旧东北三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”

    随即,就把侵略的矛头直至热河省,同时也加强了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拉拢。

    与此同时,蒋介石仍旧坚持“攘外需先安内”的策略,不仅不提防北方的日本侵略者,反而派出了更多的军队用来消灭红军。

    此刻,负责守卫热和省东北地区与伪满洲国接壤地方的中国军队,才仅仅不过7个旅,约1.7万余人。

    而且,为了能够专心消灭红军,蒋介石还向日本派出了代表,两方于5月5日在上海签署了《淞沪停战协议》

    仅仅一个只停留在纸面上的停战协定,就能抹除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吗?显然不可能。

    1933年1月日寇撕毁《淞沪停战协议》,大肆举兵进犯热河省,长城抗战就此打响。

    此前日寇曾先后两次挑起“山海关事件”,引得国民政府不断地向热河增兵,总兵力已达二十多万人,但这仍旧无法阻止日寇的进攻。

    日寇出动四万人,在仅仅付出死亡千人的代价后,就打得国民政府连连败退。

    虽然长城抗战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如王以哲、何柱国这样的抗战英雄,但终究只是是杯水车薪。

    更多的还是热河守军互相猜忌,不愿支援友军,也不愿坚守阵地……

    为了停止日军的攻势,5月31日蒋介石派出代表与日寇在塘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《塘沽协议》。

    将热河和冀东等二十多个县的广袤领土拱手交给了日寇,其中就包括北京密云县。

    日寇在这片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高压统治:消灭我们的语言,消灭我们的文化,收走老百姓手中来之不易的粮食……

    只要出现任何不服从日寇的行为,就会遭受他们的严刑拷打,甚至是失去生命。

    尤其是在密云县,这里距离北京仅仅只有80公里,日寇更是将这里作为了进攻中国下一步的桥头堡,实行着更加残酷的统治。

    实行所谓的“米谷统治,碾磨封锁”。

    老百姓一年的劳动成果,大部分都要上缴给日寇,其他的生活物资只能依靠所谓的“配给”,每年都有许多人因长期食不果腹被活活饿死。

    这样的生活,一直持续到了1940年。

    2.邓玉芬一家九口,举家抗日

    1940年,八路军来到密云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
    他们将从日寇手中抢到的粮食都一一分给老百姓,还帮助老百姓耕地,干农活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给老百姓们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……

    “这才是属于老百姓的军队!”

    许多密云县的老百姓都纷纷这样认为,因为他们从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

    尤其是密云县猪头岭邓玉芬一家,他们更是坚决支持八路军抗日,直至抗战的最后胜利,一家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    同年6月,当八路军将要创建新的抗日游击支队的消息传到猪头岭时,邓玉芬知道此刻正是八路军需要帮助的时刻。

    她找到丈夫任宗伍:“现在八路军在组建游击队,我想把我们的儿子送去打鬼子。”

    任宗武有些不愿,邓玉芬见状劝说道:

    “你想想八路军来之前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,他们来之后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日子。”

    于是,大儿子任永全和二儿子任永水就这样加入了游击队。

    任宗武虽然名义上是一家之主,但这个家大部分的时候还是邓玉芬当家做主。

    在她嫁到任家不久后,任宗武就因为和地主闹了矛盾,被收走了耕地,一家人突然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。

    就在此时,邓玉芬站了出来,她带着丈夫和儿子一起来到附近的猪头岭开荒生活,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开辟出了一大片良田。

    而且,任宗武之所以不愿,是因为打仗总要面临着死人,万一儿子因此牺牲,白发人送黑发人,他就格外心痛。

    但谁家的儿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,如若都像他自己这样一般,那何谈打鬼子?那样的生活才真的是彻底失去了希望。

    想到这里,任宗武很快就释怀了,甚至在不久后,他还亲自把从地主家偷偷跑回来的三子任永兴,送入了游击队。

    从此,任家又多了一个支持八路军抗日的人。

    除了给八路军送人外,邓玉芬一家人还想了许多办法支援八路军抗日。

    当时,许多密云县的老百姓都对日寇恨之入骨,邓玉芬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到附近村子紧急动员老百姓,为游击支队搜集抗日物资。

    老百姓们听到是为了支持抗日,都纷纷将家中珍藏的粮食交到邓玉芬的手中。

    许多村民还自愿组建了一支物资运输队伍,帮助游击支队运送物资,转移伤员。

    甚至还有村民愿意以身犯险,为了帮助游击支队获取情报,自愿被日寇抓了壮丁。

    在了解日寇据点内部的构造后,就想尽一切办法逃离,将情报交给游击支队,有几名村民就因此壮烈牺牲。

    而任宗武则带着剩下的4个儿子继续开垦荒田,为游击支队生产更多的粮食。

    而且,在邓玉芬的动员下,越来越多的张家坟村村民都来到猪头岭帮助任宗武开垦荒田。

    很快,猪头岭的一大片地区都变成了耕田。

    因为猪头岭位置偏僻,慢慢地邓玉芬一家就变成了游击支队的“后勤部”。

    在乡亲们的全力支持下,游击支队也在不断地壮大,给当地的日伪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,很快就被编入了主力部队。

    从此之后,邓玉芬和三个儿子见面的机会就变得极少。

    在分别的前夕,她郑重地告诉儿子们:不用担心家里,要安心地打鬼子

    那时候,猪头岭附近的村庄几乎都是举家支持八路军抗日,每家每户都看不到年轻人,他们都纷纷扛起枪支,加入了八路军。

    据统计,仅在猪头岭附近几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,就有上百人加入了八路军。

    可是,此番做法注定会迎来日寇的疯狂报复。

    1941年末,日寇集结了大批军队,对密云县附近的地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扫荡,抗日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。

    为了彻底消灭八路军,日寇又实行所谓“三光政策”,强行将老百姓聚集起来,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。

    但是,方法总比困难多。

    虽然猪头岭所在的附近区域都被日寇划入了无人区,但是邓玉芬早就将搜集而来的物资藏了起来。

    随后她又找回四儿子任永合与五儿子任永安,将之秘密送入八路军的队伍中。

    可以这样说,在密云县活动的八路军,就是因为这批及时的物资,熬过了那个寒冬。

    3.邓玉芬的7位至亲先后因战争逝去

    来年的春天,邓玉芬与一些乡亲们商量着一同回到无人区进行春耕。

    如果不在此时及时播种,那么该如何解决八路军的粮食问题呢?

    待做好准备,任宗武带着四子、五子与一些乡亲们回到猪头岭进行春耕。

    虽然都是在趁着夜色进行播种,但他们还是被日寇发现了。

    任宗武与五子当场牺牲,而四子则被日军抓到监狱严刑拷打,不久后也被杀害。

    当悲讯传来,邓玉芬顿时泣不成声,尽管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,但一切还是来得这么地突然。

    不久后,邓玉芬擦干眼泪,强忍悲痛,她告诉剩下的两个儿子:

    “走!任家人小鬼子杀不完,我们要和他们拼到底!”

    第二天,邓玉芬扛起逝去丈夫的农具,带着对未来的期望,牵起两个儿子回到猪头岭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耕种。

    1945年8月15日,邓玉芬终于等到了胜利的到来,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。

    邓玉芬则独自来到丈夫的坟前,抚摸着他的墓碑:“宗武,今天不是你的忌日,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嘛?”

    说着说着,她的眼眸止不住地流出了泪水:“因为我们胜利了,我们将小鬼子赶出了中国!”

    说完,她又看向周围的5座坟冢,那是她在抗日战争中失去的5个儿子。

    长子任永全,1942年牺牲在盘山抗日根据地。

    次子任永水,因负伤缺乏药品,在家休养导致伤口感染而牺牲。

    祭奠完丈夫与儿子,她又坐在七子的碑前:

    “孩子,我不期望你原谅我,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。”

    原来,她曾差点亲手“杀死”七子,那是1944年发生的事情。

    那年,鬼子又发起了一次大扫荡,邓玉芬带着张家坟村的乡亲们秘密躲在猪头岭的一个山洞中。

    这是一个极为隐秘的山洞,周围杂草密布,能与附近的环境完美融合在一起。

    只要不仔细寻找,根本无法察觉,而这个山洞也是邓玉芬在巧合中发现的。

    大扫荡一连持续了好几天,乡亲们忙于转移没有携带多少口粮,而且山洞阴湿潮冷,邓玉芬的七子因过度饥饿开始发烧,随即大哭大闹起来。

    周围不远处就有日寇,如果因为七子的哭声引来了敌人,那他们将遭遇弥天大祸。

    邓玉芬顾不上其他,连忙从兜里拿出了一团棉絮,紧紧堵住七子的嘴巴,并将他牢牢抱在怀中。

    直到附近没有了声响,她才松开了七子,此时,七子的双脸已被憋得通红。

    他弱弱地叫喊着:“妈妈,我饿……”

    看到孩子如此模样,邓玉芬此刻多么想出去找一些吃的,可她不能因为自己连累乡亲们!

    当天晚上,七子就再也没有了动静,任她如何叫喊都一动不动,此时七子才七岁,还没来得及起名字。

    回想起这些,邓玉芬坐在七子的坟前泪流满面,这是她对七子的亏欠,也是对他的思念。

    如今,日寇已经赶走了,乡亲们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,可是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。

    邓玉芬又亲手将不满十八岁的六子任永恩送入了解放军,即便她知道这样做的后果。

    六子很是争气,每当作战都冲锋在前,立下了不小的功劳,上级还给他颁发了一枚勋章予以嘉奖。

    六子将这枚勋章寄回家中,告诉母亲自己没有让她失望。

    但战争历来伴随着牺牲,六子在1948年攻打黄坨子据点时英勇牺牲。

    除了三子,邓玉芬身边所有的至亲都已逝去,虽然至今都未收到三子牺牲的消息,但在战争年代,大概率还是……

    邓玉芬不敢继续想下去,连日来以泪洗面,终因悲伤过度病了许久。

    好在1949年收到了好消息,三子任永兴回家了。

    可当她得知三子因战斗掉队,不慎被国民党抓捕,进而当了一个月的马夫,后来国民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,这才逃了出来。

    但他并没有回到部队,而是藏了起来,直到解放军取得了胜利,他才选择了回家。

    战斗掉队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,但是没有勇气面对,转而当了逃兵,这让满门忠烈的邓玉芬久久无法释怀,直到临终她也没有原谅三子。

    1970年,邓玉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,享年79岁。

   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母亲,都纷纷称她为当代“佘太君”,而她的形象也被刻在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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